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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義勇為的價值理性與年齡區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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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刪除了“不鼓勵未成年人見義勇為”規定，稱這一規定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不相符，同時增加“鼓勵采取合法、適當、有效的方式進行見義勇為”。
所謂見義勇為，就是人們對他人的突發性、緊急性遭遇有敏感的反應能力，當他人需要正義行動的時候，人們能夠挺身而出。由于見義勇為的收益是公共秩序和社會文明，是一經產生全體社會成員都可以無償享用的公共產品。因此，倡導見義勇為，就是在追求一種公共的價值理性。
與工具理性“有利還是無利”的邏輯不同，價值理性追求的是“應該不應該”，是一種無條件的對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。見義勇為者往往注重行為本身所能代表的價值，即是否實現社會的公平、正義等，而不去計較見義勇為的結果。“世界不會滿足人，人決心用行動來改變世界”，在價值理性的支持、鼓舞和引領下，世界變得越來越美好，公共生活也越來越充滿人文關懷。
雖然見義勇為適用于全體社會成員，但不同的年齡結構、不同的社會化水平，必然導致人們對見義勇為的不同解讀。對于身心發育尚未成熟、社會化程度不高的未成年人來說，不分場合、不計后果、沒有量力而行的見義勇為，往往會帶給人們“悔之晚矣”的傷痛與遺憾。
見義勇為不僅是一個道德問題，還是一個技術問題。作為一種法律義務之外的社會責任擔當行為，見義勇為不僅要求當事人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質、充分的勇氣，還要求當事人具備充足的體力、豐富的經驗和專業素養。這一切，恰是未成年人所缺乏的。
因此，條例刪除了“不鼓勵未成年人見義勇為”，是為了追求公共的價值理性；條例增加了“鼓勵采取合法、適當、有效的方式進行見義勇為”，是有區分性、差異性地對未成年人進行“年齡區分”。畢竟，一個成熟的社會，要在我們力所能及的范圍內，盡力避免過早地讓孩子們去承擔他們并不勝任的事情，尤其是避免他們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。
在傳統觀念里，見義勇為總被置放在“道德高地”里。然而，控制見義勇為的安全風險，壓縮利他行為的成本，教會孩子們“有所為有所不為”，才是現代文明應有的尺度。救人的前提是學會“自救自護”，見義勇為的前提是當事人要有足夠的行為能力，能夠在確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，再去幫助別人，這既是對價值理性的堅守，也是對未成年人的呵護。